在实际生活或者文艺作品中，可能存在着以下这样的案例。有些人感觉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没有病，他不相信，医生只好开了一些安慰剂。这是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这种情况下被检查出的病并非生理上或者器质上的疾病，而是心理上的；有些人发烧发得很严重，以为是感冒，其实得的是肺炎，这时候你以为自己得的是A病，其实得的是B病，这是医学正儿八经的研究范畴，需要从相似症状中找到真正的病灶，并给予合适的治疗手段；有些人看过一些科普，知道西医或者西方传统医学中，并没有中医所谓上火的概念，也没有把脉的“脉”的概念，这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总而言之，不同知识体系对身体和疾病的认识并不一致。
因此当你去看病的时候，很可能存在上述全部的情况，比如你嗓子不舒服，有点上火，并且感觉自己在发烧（自己的身体反映），认为可能是感冒了（自我对身体反映的认知与诊断），过了几医院，跟医生说自己好像嗓子疼并且有发烧，医生量了体温说并没有发烧（自己对身体的感知并不一定准确），嗓子疼是扁桃体轻微发炎了，并不是上呼吸道感染（自己对身体的认知和医生对身体的认知与描述并不一样，因为话语体系不一样），也不是上火（西医没有上火的概念），只是因为这几天熬夜加班，抽烟太多，又没有注意天气变化，穿的衣服也太多，所以感觉自己在发烧，这几天加班完了休息调理一下应该就没事了，但是患者不相信，而且还要继续加班，于是医生开了一些板蓝根，并提醒患者多喝水（安慰剂）。这基本上就是看病过程的人类学解读。
科学史巨匠席文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之对于科学史和医学史的应用》中就对将人类学引入科学和医学进行了探讨，首先他指出：“医学人类学家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两种文化中的人不会患完全相同的疾病。有很多方式把所有的身体异常划分成为种种疾病，不同文化中的人则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一方面的经典著作是日本学者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与中医之比较》，该书共三部分六章，从不同方面对两个不同体系的医学进行了比较，比如第一章中，主要通过比较中医的脉搏和古希腊及西方的pulse，分析不同文化中人们对身体的认知。席文则指出，如果假定任何地方的患病经验都一样，就会犯严重的历史错误，如人们如果在阅读《伤寒论》等古籍时认为“热”是“发热”的意思就大错特错了。在生物医学上，“热”是指体温高于正常值。但是在早期的中国作品中，“热”通常不是指医生测量出的体表温度，而是指患者经验并告诉医生的体内热感，它与体内冷感“寒”相对。栗山茂久的例子说明，不同文化语境中，疾病的含义不一样；席文的例子说明，同一文化语境的不同历史时期，疾病的含义也发生了改变。
《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与中医之比较》书封
第二，和大众普遍认识的不一样，席文指出不仅医学是后天需要学习的，患者也是在文化含义中学会如何做一个病人的。人们从小耳濡目染，从父母和长辈那里，了解什么样的症状是生病，什么是健康，知道病了该向哪些人寻求帮助，该有何种表现。与之相关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大多数国家的孩子都知道通过装病来寻求额外的帮助和收益，例如可以不用上课，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当然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这种社会规范或者常识并不一样，甚至在同一文化的不同地区，对疾病也存在不同的认知和诊断方法。例如在中国不少地方，鸡眼并不是肉刺等皮肤科相关的疾病，而是对麦粒肿（有的地方也俗称吊眼皮）的俗称，认为是因为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才会长的。
这些认识不仅在古代不同时期并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对疾病的认识也面临着传统医学对西医的接纳和转型。今天还会用蒸鸡蛋敷鸡眼的人恐怕远不如滴眼药水的人多。早些年对心理健康不太了解和重视的时候，很多人都对精神病谈之色变，并将精神病和神经病进行混淆，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抑郁症只不过是不开心，不认为那是一种病；另一方面年轻人开始使用更多的疾病将自己进行划分，例如早起症候群等等。
第三，学会做患者的过程中，看医生永远不是第一选择。我们会先自我检查，如果早上起来感觉有点发烧，那么可能会吃点板蓝根或者多喝水，如果还是不舒服，以前会问父母或者朋友，现在还会在网上查询相关知识或者咨询相关机构，再不行，医院。在现代西方国家可医院或者个人诊所，然后才去专门机构，这意味着卫生保健是存在层级的。在中国，古代可能会找算命先生或者傩神等进行驱鬼消灾，或者找医者治病，在近现代早些时候可能会去找赤脚医生，之后才是专门机构。对药物的使用也是这样，今天的科学规范要求药物要先做病理和药物测试，然后是动物测试，最后通过人体和临床测试并办理一定手续才能投入生产使用，即在现代医学中药物使用是存在层级和规则的，而在古代未经测试直接使用在病人身体的例子则并不罕见。
席文认为，类似的法师仪式和今天拨打急救电话的仪式并没有本质区别，无论这种信念是真实有效抑或无关紧要，它都意味着人们相信目前的状态是可控的，“信念的确可以战胜真正的肉体疾病，因为信念可以引起真正的肉体疾病。身体对信念和意义做出响应，这是医学人类学最伟大的一个发现。”他进一步指出，医生的行为方式、他使用的语言以及使用仪器的方式，都会使患者发生变化。仪器不仅仅是诊断和治疗的工具，也是医生的知识和技能的象征，医生能用而他人不能用的象征。它们是包括医生和患者在内的某种仪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这种仪式称作一种科学仪式。运用科学的能力受人敬佩，给医生以极大权威，从而可以以序治乱。这就是人类学家认为我们要充分理解现代科学就需要分析其技术价值和象征价值的原因。
治愈疾病因此也存在三重层级，第一个层面是自愈性的身体，身体总会进行自我调节以回到一个相对健康稳定的状态，医生能做的就是加快身体的恢复，即身体的自响应；第二个层面，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都基于一个假设：生物、物理和化学变化能影响人的身体并帮助人们最终战胜疾病，即技术响应；第三个层面是身体对信念和其他象征的响应，有人称为意义响应。席文总结认为，“对疗法的充分分析包括身体自愈能力、疗法的仪式和象征环境的效应，以及技术方法的价值。与一位只懂技术部分的医生相比，一位受过训练懂得疗法三要素的医生可能是更有效的治疗专家。”
其实对于患者而言也是如此，在现代由于科学崇拜，对于技术响应的信念成为患者的一种执念，在科学高速发展的今天，有些患者认为没有医生治不好的病，不少医闹也由此产生，医患关系紧张在全球都是相对普遍的，只是不同地区由于不同文化和社会结构表现出不同的形式。
人类学有时候和社会学很难区分开来，比如我们都知道梅*这种疾病在早期发现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比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将梅*带回欧洲，那波里保卫战时大流行，因此被称为那波里病。此后欧洲各国谈梅色变，互相用对方名字取名进行污名化，如西班牙疮、高鲁病、土耳其疮、法国病等等；中国人认为是葡萄牙人在明清时候从广东一带传入，因此称之为广疮。在中国古代，经常将淋病和梅*混为一谈，称为花柳病，这个病的名称一方面显示出其传播途径可能和性有关，另一方面也增添了其社会学色彩，即寻花问柳之病，此外，在中国古代肺结核被认为是富贵病。席文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阿尔兹海默症和正常衰老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过去20多年中，人们慢慢用阿尔兹海默症代替衰老或者老年痴呆，哪怕衰老只发生在老年人身上，阿尔兹海默症有可能发生在青壮年。而从老年痴呆这种污名化的称呼，到中性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转变，也代表着医生对患者和疾病的看法。席文认为，“新的疾病和疾病名称的改变，并非仅仅基于研究上的改进。医生就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对其社会广为流传的价值观做出响应。如果他们不做出响应，他们就不可能很成功地治愈患病的人们。”“疾病的命名是一个社会现象，在这种现象中医生和外行彼此影响直至他们达成一致。事实上，某种特定的诊断有时成为一种时尚。”
回到标题，疾病并不仅仅的生理上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所以外国人不会上火。而了解疾病的文化属性有助于医疗工作者开展治疗，有助于患者了解自身、治愈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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