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甲癌”交手这7年，我失去的不只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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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愈心中的伤口》剧照
医院铅房里看到的人生百态往往比平时更残忍直接，小小方寸之地，悲喜混杂。这让我常常想起王国维的一首词：“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1
年11月的一天，我点开HR发来的邮件，是年度体检通知。与往年不同的是，邮件里用标红加粗的字体强调了一句话：“本次体检内容特增加甲状腺B超检查一项，请知悉。”
不同于现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与科普，那时的我对此全无概念，抬起头疑惑地问对面桌的同事：“甲状腺？在哪里啊？”同事也回给我一个同样茫然的眼神：“不知道，甲状腺是做什么的？”
体检时医生解答了我的疑问。我躺在检查床上，眼见着医生的面庞变得越来越严肃，仿佛过了好久才终于收起探头，认真地将脸转向我：“你之前做过甲状腺检查没？”
我一边擦拭着脖子上残留的耦合剂，一边坐起身子：“没有，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器官呢。”
医生停顿了片刻，叮医院做个复查。我察觉到了他语气里有些异样的慎重，微微带着惊慌追问道：“怎么了？有什么不好吗？”
医生指着屏幕上黑乎乎的一团给我看：“你看，你甲状腺这里有个结节，还挺大了，有1厘米多，而且有血流信号，医院复查一下。”
屏幕上灰灰白白的，我看不懂。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那里光光滑滑的，什么东西都摸不到：“哪里有结节啊？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极有耐心地给我比划着：“这里，这里……你感觉不到是因为这个结节在你身体内部。”说着，他神情再次严肃起来：“一定要尽快复查。”
我点点头离开B超室，却并未将他的话放在心上——那时我才29岁，每年的体检于我而言不过是一项例行公事。我的身体在此之前从未闹过别扭，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不痛不痒、连名字都是头一次听到的“结节”，在我看来只是体检报告单上的一个小意外而已，很快将它抛在脑后。
年春节过完，我才心血来潮想起这个结节，周医院挂了个号复查。和之前的体检医生一样，那个做B超的女医生在检查开始后也变得神情郑重，待我从检查床上爬起来时，她拉住我：“等一等。”
她拉着我穿过一道长长的走廊，掏出钥匙打开一间无人的检查室，露出慈眉善目的微笑：“来，躺这里，这部机器是我们刚买回来的，很先进，我再给你仔细看看。”
片刻之后，她将B超检查单递到我手上。“边界不清”“形状不规则”“强回声”“丰富血流信号”“实质性病灶”，对着这些词，我一脸茫然。她拍拍我的肩膀：“快去拿给科室的医生给你好好看看。”
我道了谢，拿着B超结果单和抽血的化验单，一起给到了科室医生。那位年轻的医生漫不经心地接过单子，满意地点点头：“嗯，你看你这（查血的）甲功5项都好得很，全都是标准值。没事，回去观察，不放心就3个月后复查吧。”
我想起B超医生郑重其事的叮嘱，指着B超单追问了一句：“这个没关系吗？”
小医生拿起B超结果又仔细端详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查血的结果没事，就应该还好。你这个结节也不算大。要是不放心的话，给你开一些活血化瘀的中成药吧。”
他的坚定打消了我的疑虑，我开开心心地去药房拿了药，在医院门口还兴奋地拉着丈夫买了两个喜欢的烤红薯，庆祝“没事了”。
2
当这个小小的结节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时已是夏天，距离那次复查已经又过了快半年。不知不觉，它已在我的颈间凸出了好大一块，日常说话和吞咽时，也能引起微微的痛感。具象的痛感令我无法忽视，丈夫催促说，“医院看看吧”。
此时我刚刚换了工作，到新公司还不到1个月，虽然还在试用期，我却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直属上司吴总监日常不苟言笑，待人非常严格，一想到要在这个时候开口找她请假，我就有点犹豫。
半个月后，我和同事午餐时，同事见到我颈边的小包，便热心地告诉我说，财务部的璇子刚刚做了甲状腺结节的切除手术，“好像还挺顺利的，你可以找她打听一下情况”。
我一个新人，既不知道财务部办公室的具体位置，更不认识璇子。同事二话没说就把我拉到财务部，推醒了还在午睡的璇子。她很热心，事无巨细地解答了我的各种疑问，最后鼓励我：“尽快去看看吧，也许没事的。就算万一真的要手术，也是个小手术，很快的。”她还向我极力推荐了L医院的Z主任：“我就是在他那里做的，他水平很好，是我婆婆带我去的，说市里很多领导都喜欢找他看病。”
医院是本市一家普通三甲，不像同济、医院里的人山人海，这一点很打动我。我在后来每每念及此事，都很感激那位热心同事和璇子，如果不是她们，我大概还会继续拖下去。
年9月，拿到我最新的检查结果后，Z主任就皱了皱眉头：“你这个结节有点大了哦，已经2厘米多了，建议你还是做手术切掉吧。”
我本能地拒绝：“能不能继续观察一下，看看它会不会自己变小？”
Z主任耐心地解释：“这么大的结节，已经不可能自行消散了，只会越来越大，你的结节位置长得很深，所以虽然表面看起来不大，实际已经有点压迫到气管和食管了。这一刀是免不了的，越早处理，手术风险相应越小。而且……”他抬头看了一眼我和丈夫，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了：“先住进来做个全面检查吧。”
Z主任飞快地开出了住院证，叮嘱我：“你赶紧去住院部找护士长办手续，然后回家等通知，有床位了就会打电话通知你。”
直到办完住院手续，我都处于一种晕乎乎的状态——原本只是想简单咨询一下，怎么就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快进”到了要住院开刀的地步？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通知，医院，等待手术。病房的邻床躺着一位阿姨，面色惨白，冷淡安静，不过陪护的丈夫话语倒是挺多，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她的情况：50岁刚过，就查出了乳腺癌，还好手术顺利，现在是定期化疗，已经第四期了，前天刚刚住进来。
阿姨的丈夫是典型的武汉男人，身材壮实，不修边幅，一条短裤衩、一双塑料人字拖。大叔脾气火爆，嗓门洪亮，人在病房里说话，隔着老远在走廊里都能听得到。有时他与儿子通电话，三句话不耐烦便飙出“老子呼（打）死你”，活脱脱一个糙汉。
医生跟阿姨说，这一期的化疗试着换一种药物，效果更好。阿姨点点头表示赞同。谁知药物反应超出想象，药水刚挂上没几分钟，阿姨连呼几声“受不了”，人就不出声了，面色苍白得像张一戳即破的纸。
医生护士们飞奔而来，七手八脚地抢救，阿姨才渐渐缓了过来。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原来癌症化疗是这么辛苦又凶险的事情。然后又不放心地瞟了眼大叔——要是大叔扑上去打医生，我能拉得住吗？
大叔脸色铁青，却始终没出声，等到阿姨情况稳定后医生过来向他交代注意事项，他才放下之前一直提着的那口气，客客气气地应和着。待到医生护士都走了，病房里重新恢复了安静，他才手忙脚乱地给阿姨擦汗，手似乎在微微打颤，嘴里不住念叨：“哎呀哎呀，这次真是受了罪啊，受了罪啊——”尾音拉得长长的，有着藏不住的心疼溢出来。
3
预定手术时间的前一天，管床的李医生突然找到我，向我询问了一长串“既往病史”。我略带忐忑地问他：“有什么问题吗？”
李医生点点头，神情莫测：“你有个指标，D二聚体，比正常值超了几十倍，我们要排除一下原因。”
医生们仿佛格外紧张，因为这个指标，手术被推迟了，李医生又给我加了好多项检查，却迟迟找不出原因，术前检查就这样陷入了僵局。只是这悠哉游哉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天后，李医生又来了，神情更加严肃地让我去同济做一个穿刺检查。
见我不明所以，他尽量深入浅出地解释：“你的D二聚体这么高是个麻烦事，说明你的身体处于一种高凝血状态。手术对身体是一种侵入式的伤害，本身就很容易诱发血栓，你这个指标，意味着比正常人诱发血栓的几率高出几十倍。血栓走到哪里都麻烦，要是进了心脏或者肺部，弄不好当场致命。”
我吓了一大跳：“那可怎么办？”
“所以让你去做一个穿刺啊——我们昨天和Z主任讨论你的病情到很晚，都觉得目前你的状态不适合上手术台。为了保险起见，你去做个穿刺，判断一下肿瘤性质，如果结果是‘良性’，我们就建议暂时取消手术。”
“如果是恶性呢。”
“那就拼了风险也得做这台手术。”
我的侥幸心理，让我心里满满当当全是那句“如果是良性就暂时取消手术”，甚至喜滋滋地偷偷盘算：跟公司请了1周的病假，现在才第4天，剩下来的3天，要不就先别回去上班了，来这公司2个月，我真的要累趴了，趁这个机会正好补一补觉……
“医院也可以做，但是Z主任说，同济的穿刺医生经手案例更多，准确性更高，对你的病情判断更有利。”顿了顿，李医生又开着玩笑补充了一句，“医院穿刺医生的水平不行啊！”
我被李医生的语气逗乐了，又给自己心理暗示：“医生还有心情开玩笑，说明这病只是个小问题。”
我拒绝了父母和丈夫陪我做检查的要求，一个人身轻如燕地赶到同济，挂号、缴费、去穿刺室。穿刺比我想象的要可怕，一根长长的尖针扎向颈部，我吓得闭上了眼。再睁开眼时，医生已经将纱布塞到了我手上：“按紧了，按牢1小时，没有出血了才能走。”
当天下午3点后可以去拿结果。回到L院，躺在病床上，伤口隐隐的痛感让我懒得动弹。丈夫被我赶去上班了，我便给父亲打电话，让他下午去一趟同济帮我拿结果。
3点多，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声音有些气急：“医院不让我代拿结果，非要你本人来拿，真是麻烦！”
我一边嫌弃“大医院就是破事多”，一边嘟嘟嚷嚷起身往同济赶去。来到穿刺室，我报上姓名，医生似是早有准备，很快拿来一个大本子，让我登记上姓名电话后，才将结果单递给我。
我草草扫过结果单，茫然地指着上面“CA”两个字母问：“大夫，这两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是癌吗？”
医生抬起头轻轻看了我一眼，没有直接回答：“你赶紧去科室给医生看看吧。”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大脑一片空白”。我好像什么情绪都没有，只是木然地走出穿刺室。守在门口的父亲迎上来，问了句什么，我完全没有听到。找到诊室，里面挤挤挨挨全都是人，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一点没有挤进去的想法，只是木木地站在人群边缘外，医生却瞄到了我，招呼我把结果单拿给他。我将刚才的问题又问了一遍：“医生，这个‘CA’是什么意思？是癌吗？”
我的声音应该是很小的，不知是不是错觉，闹哄哄的诊室突然安静了下来。医生的手没有停顿，埋下头飞快地开了住院证，言简意赅：“是的，你赶快办住院吧，要尽快切除。”
我接过住院证，道谢了就准备走。诊室依然很安静，似乎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有个大叔追过来：“小姑娘，不要怕啊，我的女儿前几年也得了这个病，治好了，现在没事了，你不要怕。”
我抬起了头看向那个好心的大叔，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就赶紧垂下眼睛，害怕蓄在眼眶里的泪水掉出来。
出了诊室，丈夫就打来电话问我情况，我终于忍不住轻轻哭出了声：“你快过来。”我好像说不出更多话了，只能挂断电话。我埋着头，余光看到父亲在接电话又打电话。他显然比我更没有思想准备，检查结果和我的脸色，不知哪一个吓到了他。
4
过了不到半小时，母亲和丈夫都赶来了。我们4人聚在同济的走廊上，那张穿刺检查单在父母和丈夫手中反复传阅，谁也没有说话，都在艰难地消化一些信息和情绪。
还是李医生的电话打破了沉闷的气氛。他问我拿到了结果没，我将哽咽忍住，尽量平静地回复他：“拿到结果了，是恶性。”
电话那边，李医生也停了好一会才又出声：“终究还是我们担心的最坏的结果。”但他很快提高了音量：“别担心，Z主任带着我们已经把你的病情讨论了好几次了。手术你不用怕，Z主任是业内专家，每年做几百台，这是小问题。对于血栓风险你也别急，我们都讨论出了完善的手术方案了，你忙完了就尽快回来。”
后来李医生和我聊天时说：其实，从最初看到我的B超结果，再到后来迟迟找不到原因的D二聚体异常（D二聚体偏高的原因有许多种可能性，恶性肿瘤也是D二聚体值偏高的原因之一），Z主任几乎已经可以判定我的肿瘤情况不容乐观了。但在确诊前，他们总还是隐约对我的病情报着一丝希望——那时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虽然已经开始大幅增长，但仍不算很常见的病，像我这样年轻的恶性肿瘤患者，在L院不算多见。
我犹豫了片刻，含糊地回复李医生说：“我现在脑子有点乱，医院了，晚一点再和你们联系好吗？”
跟李医生短暂的通话，让我的脑子迅速转向实质性的思虑：L院虽然也是三甲，但在武汉终究只属于二线水平，远远医院。我本能的反应，医院，找更知名的专家。
李医生显然明白我的想法，也没有多说什么，只轻轻答应了句“好”，又叮嘱我，有什么事情随时打他电话。挂断电话前，又不忘叮嘱了一句：“没事的，别怕哈。”
其实我来不及怕，我得赶紧稳定心神，和父母、丈夫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
两个选择：一是回L院，Z主任他们熟悉我的病情，相互之间已经建立了基本的信任，而且可以马上排期手术；二是拿着同济的住院证去办理住院。但早上做检查时，我只是随意挂了一个普号，手上这张住院证会归属到哪位主任医生都不知道，更无法知道其水平与口碑，就像开盲盒。而且，同济的床位更是难等，最快也要小半个月后才能排进住院，再折腾完术前检查，恐怕手术最快也要半个月后了。
我又想起了另一个方案：此前“做功课”时，了解到X医院的T教授是“甲乳”领域响当当的一把刀，是在全国都数一数二的专家。我扭过头看向家人：“要是有办法，我想找T教授做手术。”
我们迅速在脑海里搜索了所有能说得上话的关系。令人沮丧的是，联系了一圈，没有谁能给出准确的回复，所有人都说T教授的号太难了，只能尽力去帮我想办法。
情急之下，我们一家甚至直接去到X医院，找那些整日徘徊在门口的号贩子。那些热情有加的黄牛们在听了我们的来意后，也都面露难色：T教授的号在他们手上已经炒到多元一个，最早的号也要排到半个月后。
见我失落的表情，母亲迟疑着提了一个建议：“你大姑爹的亲侄子，好像是在卫健委工作吧？据说还是个什么局长，医院，要不我们问问他？”
我知道母亲犹豫的原因——我从小就与大姑家不算亲近，与大姑爹更是交往不多。极偶尔的见面时，大姑爹总喜欢用半开玩笑的口吻，明里暗里要求我摆出一副求他的模样：“来来来，今天你给姑爹敬个酒，改天我就帮你介绍几个条件好的男朋友。”“哎呀，听说你在找工作？你跟姑爹说几句好听的话，我就看看能不能帮你介绍个工作？”
偏偏我素来骄傲，总是微笑着不接腔，宁可犟着也不愿开口，连小姑有时都私下劝我：“你大姑爹手里资源多，你跟他说几句软话，又不损失什么。”
但此时，我服软了。我没有出声，算是默认了母亲的建议。父亲马上给大姑打了电话，大姑的声音顺着手机漏了出来：“啊？怎么会这样？好好好，我马上去问一下。”
1个小时后，大姑回电话说已经安排好了，明天T教授正好有门诊，让我上午11点之后直接去门诊外的分诊台，报“黄局长”的名字，就能给我办一个“加号”。父亲感激不已，直在电话里对大姑道谢，我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谁知到了晚上7点多，大姑突然又给我打来电话，是开门见山的责备：“妮妮啊，你说你也是30岁的人了，怎么还是不通人情世故啊？”
我听得云里雾里：“大姑，怎么了？”
“你姑爹帮你出面找他侄子，又让他侄子帮你开口找了T教授，你怎么也得表示一下谢意吧？”
我如梦初醒，连连道歉：“不好意思啊大姑，今天下午刚刚确诊，我现在脑袋全都是乱的……”
大姑的声音仍有些不满：“那你现在赶快吧！买两份礼品，先来我家，送给你姑爹一份，再让姑爹带你去他侄子家，给黄局长道谢。”
这道“指示”把我搞愣了：“大姑，我知道应该道谢，但我现在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你看能不能这样，跟姑爹和黄局长说一声，我肯定会登门去道谢，但可以晚两天吗？我把事情理顺一点后，一定去。”
大姑仿佛轻不可闻地叹了一声气：“你这孩子啊，迟早要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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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11点，我们按大姑之前的说法找到分诊台，报上“黄局长”的名号后，护士进到T教授的诊室，片刻后出来，声音冷淡：“不好意思，主任说不知道这事。”
我当场傻了眼，给大姑打电话，不接，给大姑爹打电话，也不接。之后的半小时里，我父母分别用各自的手机又给他们两口子拨了十多次，没有一通电话能接通。
父亲拿出昨天大姑给我们留下的姑爹侄子的电话，犹豫道：“要不要给那个黄局长打一个？他不认识我们的号码，说不定会接……”
我猛地抬起头：“没用，不要打了，就算他不小心接了，也不会有什么用的。”说完我才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尖刻而刺耳。
T教授下门诊出来了，我本能地追两步想迎上去，却又停住了。扭过头隔着落地的大窗户，能看到外面变黄的树叶和渐浓的秋色，我咬着嘴唇，躲到安全楼梯的过道里，一个人蹲到地上埋着头哭出了声。
这是确诊以来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放声哭泣。
晚上好友晶晶来看我，听了这事，开口问我：“那你现在还想找T教授看吗？如果还想，我给你想办法。”
我紧张得瞬间坐直了：“你是准备找陶陶帮忙？不要！”
陶陶是她的前男友，却并非良伴。作为闺蜜，我亲见了他们之间的许多纠葛。陶陶对晶晶并不算好，两个月前他们才分手。
“你知道，陶陶是能说得上话的，趁他现在还对我有愧疚，我开口他应该能帮忙。”晶晶说。
我摇头，怕他们重新联系上又会复合。晶晶却突然哭了起来：“但是现在是你生病了啊，我怎么能明明帮得上忙却不管你？也许不找他帮忙，我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忍不住心软跟他和好。如果、万一，将来有天我终究会跟他复合，却在这时候没能帮上你，我会没法原谅自己。”
“就算真有一天你们复合了，那也不能是因为我这事，不然我也没法原谅我自己。”说着说着，我的心底却明朗起来，“算了，不执着于找T教授了，折腾成这样，实在没必要。手术而已，又不是除了他别人都做不了。Z主任也很好，不都说市里领导也都喜欢找他看病吗？”
我回到L院的病房，李医生最先看到我，很是高兴，拉着我跟我详细讲解了手术计划。最后，他轻轻地说：“谢谢你信任我们。”
Z主任和李医生大概也猜得出消失的这两天我在干什么，但他们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我微笑看向他们：“麻烦Z主任和李医生了。”
手术前，Z主任和我说，考虑到手术的风险比较大，术后会将我直接转到ICU观察。所以当我从麻醉中醒来，发现自己身边除了仪器就是护士时，并没有太多惊奇。护士告诉我：“等一下，马上到下午4点钟，你的家属就可以进来探视了。”
我吓了一大跳：“已经这么晚了吗？”
这场预计2到3个小时的手术，竟然做了整整7个小时。后来，每次丈夫聊起这事时，都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他说那是他有生以来最煎熬的一天，他第一次感受到“坐立不安”和“如坐针毡”是什么意思。他和我父母守在手术室外，到最后坐不下也站不住，只能在手术室外的空地上焦躁地转来转去。
好在手术顺利，术中和术后的抗凝治疗也很成功，大家最担忧的血栓风险并没有出现。4点钟，丈夫与父母被放进ICU，匆匆探视了几分钟便被护士赶了出去，此后就只留我一人在病房里，身上缠满了各种管线，听着监护仪不间断地发出滴滴声。
精神舒缓过来后，肉体的疼痛便占据了上风。我全身都不能动弹，似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疼，最难受的还是紧挨着刀口的气管食管，连咽一下口水都如刀割。种种不适，让我头一次如此渴望有人能陪在身边——可是并没有，护士们都忙得飞起，除非床边的监护仪器发出刺耳的报警声，否则是难有人主动过来的。
晚上7点多，李医生在下班前特意过来ICU看了看我；9点多，我听到ICU的电话铃响起，接完电话后的护士特意跑来告诉我，刚才是Z主任不放心，又特意打电话问了问我的情况。“他们都好关心你的。”护士笑眯眯地说。
此后ICU就安静了下来。我就这么睁着眼，从天黑一直等到天色重新亮起。疼痛让我一直无法入睡，每每有护士过来探视我的时候，我都只会问一句话：“现在几点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还要几个小时我才可以离开ICU，回到普通病房，回到父母和丈夫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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捱到早上8点，护士通知我可以回普通病房了。一群护士过来帮我漱口，然后七手八脚换衣服。
这时才发现，昨晚换吊瓶时，因为病房灯光太暗，瓶口那里没有处理好，一瓶药里的大部分药液全都顺着滴管滴到了床单上，床单一大半都浸湿了，我病号服上半截也湿得透透的，我就这么溻着躺了一晚上。
护士有点不好意思，问我怎么衣服湿了也不说。我摇摇头——我的右上半身神经几乎全是麻木的，我压根没有感觉。
回到病房后，我在常规治疗中一点点恢复起来。我一直没有照镜子，但估计那时我的样子大概有些狼狈，很多来探视的朋友见到我的第一眼都哭了。有一次我正在做辅助的抗凝治疗，粗笨的仪器绑套着我的双腿，不停地一缩一扩，帮助血液循环，其实挺舒服的，结果正碰到一个朋友进病房，她看到我的样子，猛地就扭头走出了病房，再进来时，明显有着哭过的痕迹。还有一次，我正在练习下床，腿一软差点摔倒，正巧一个朋友进来看到，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点点红了眼眶。
其实熬过最艰难的第一晚后，我觉得一切都还好，于是总要嘶哑着喉咙反过去安慰朋友们：“没事的，放心，我很好。”
术后第四天，医生给我拆掉了大部分的监护设备，我的力气也恢复了不少。没有了那些管线的牵绊，我可以伴着搀扶在走廊里走一下了，心头充溢着欣喜，觉得离出院又近了一步。
晚上，丈夫陪着我在走廊走了一会儿后，我突然觉得伤口附近有些不舒服，脑袋里也有些说不出的难受，于是一起颤巍巍地去找了值班医生。医生让我坐在病床边缘，刚抬手摸了摸我刀口附近的皮肤，我就觉得天旋地转，然后眼前一抹漆黑，接着身上仿佛被抽干了力气，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那时我的意识是清醒的，能听到病房里一瞬间闹哄哄乱成了一团，能听到医生大喊护士把监护再给我“上起来”，能听到有人慌乱奔去办公室说要给Z主任打电话，能听到丈夫微微带着哭腔唤我：“你别吓我啊，别吓我啊！”
我什么都听得到，思维也是清晰的，我想说“没事，你们不要慌”，可是不论我怎么用力，都睁不开眼睛，也发不出声音。护士很快按医嘱配来了药，我想摇头，想摆手，想说“不需要”——我的手已经快被针头打烂了，傍晚时才央着护士给我拆了留置针管，想着这个晚上能轻松一下了，此时实在不想被再次扎上。
可是我怎么也动不了。恐惧终于慢慢爬上了心头，是比曾经面对确诊和手术更深的恐惧，我仿佛嗅到了一丝丝死亡的气息。
好在药水滴进去后，我缓缓恢复了过来。先是能睁开眼，然后能活动双手。我哭丧着脸问可以不打针了吗？医生和护士们全都一脸严肃地拒绝了我。
我很沮丧，这些天真的是打针打怕了，更多的是“不好意思”。我知道这个原本宁静的晚上大概是毁了：虽然我的晕厥与值班医生应该没什么关系，但可怜的他肯定会平添不少心理压力。医生又开了好多药，吊钩上挂得满满当当，丈夫和护士想来又得盯着药瓶一夜难眠了。
待到次日早上Z主任来查房时，我已经恢复了正常，昨夜的事仿佛雁过无痕，Z主任甚至还跟我开了几句玩笑——但我后来听说，当天晚上，他又在半夜11点和凌晨1点给病区打了两次电话问我的情况。
病区里也有不少素不相识的病友会过来探望我。我很奇怪，问护士，护士和我开玩笑：“大概因为你是病区里最小的（癌症）患者吧，大家闲下来的时候都想来看看你。”走廊另一端的病房里有个80多岁的老奶奶，也是甲状腺结节切除，好在她的结节虽然很大，但是良性。老奶奶颤颤巍巍来看过我两次，坐在我的床边拉着我的手：“姑娘啊，过了这一劫，你以后都会很好。我以前就是医生，我讲科学，但是你也要讲唯心，生活就是一道劫一道劫，过过去了，就好了。”
在我手术之后的第五天，大姑来看我了，一人来的，大姑爹没跟着。我眼尖，远远看到她拎着一串香蕉从走廊走来，就连忙对陪床的母亲说“你招呼她啊”，就装睡了。我闭着眼睛，听着大姑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寒暄，大姑大概是能从我微微颤动的睫毛看出我其实没有睡着的，但她也没说什么，没一会儿就告辞了。
大姑走后，母亲递给我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有两张红色钞票，大姑送来的。母亲照例准备将这个信封一并装进床头柜的包包里，那里面全是这些天亲戚朋友们过来看望我时送的慰问金。我拦住了母亲，让她把那元自己收着，“我不要她的钱”。
7
躺在病床上近10天，如草绳记事般，我一点点将那些难熬的、悲伤的、温暖的、感动的，一个结一个结地在心里打下来，日子就一天天过去了。
9月28日，我终于要出院了。临出院前一天，丈夫正在对着医嘱中的“优甲乐（甲状腺激素）需要终身服用”耿耿于怀，李医生却对我挥挥手，将我喊去了医生办公室。他的神情和蔼得有些异常，我已经有了经验——当医生对你态度特别好的时候，往往代表不是什么好事。
果然，李医生告诉我病检的结果出来了，“不太好”。肿瘤已经突破了包膜，侵犯了骨骼肌，淋巴里也检测到了不少转移。他特意停顿下，看了看我的脸色，又加上一句：“还好我们当时手术做得仔细，淋巴区清扫得也很干净。不过，你之后还是得去做个放疗。”
“是要做‘碘’吗？”都说久病成医，其实急病也能，短短两周，我对甲状腺的知识已经从零增长到了各种名词信手拈来的地步。
李医生点了点头。
我继续追问：“那我现在属于几期？”
“你的病程虽然还归在一期，但我们综合评估，实际情况可以认为是二期了，也就是中期，中期的‘3年生存率’不算高，只有50%左右，所以你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好好配合后继治疗。”李医生飞快地补充说，“不过，我们也要这样看，不管怎么样，你依然还是划在一期里的，一期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95%。”
他有点惋惜地看着我：“你最可惜的就是耽误了时间，如果去年11月你体检查出来就直接动手术，情况也许会好很多。这大半年时间，耽误了。”
我走出了医生办公室，并没有马上回病房，丈夫和父母已经在满心欢喜地准备出院的事宜了，我害怕自己的脸色吓到他们。我背靠墙壁，脑海里盘旋着“三年生存率50%”这句话，有点无奈地笑了——电视剧里，都是医生和家属一起瞒着患者，可现实中，不论是B超医生、穿刺医生还是李医生，都选择将结果直愣愣地递到我面前。
不过，能这样直接地面对，也挺好的。
因为碘具有核放射性，所以对于病人治疗期间产生的生活废物和垃圾处理要求很高，当时全武汉只有医院有条件可以做碘治疗，全市乃至全湖北省的患者都在排队。
出院次日，趁在国庆小长假的前一天，我们赶去协和的核医学科挂号预约，医生告诉我，最快也要排到半年后了。我有点懵，淋巴出现转移确实给我带来了焦虑，我一想象在没有及时做放疗的这半年，癌细胞将顺着血液和淋巴蔓延至身体其它部分，就忍不住有些着急，对着医生求情：“医生，我的已经转移了，能不能尽快一点啊？”
见多识广的医生很平静：“来做这个的都是转移了的，每个人都很急。”
我怔了一下，好像一瞬间被点悟——是啊，每天都有许多人在不同的地方陷入一样的困境，自己以为的悲苦，其实并不特殊。
见我不语，医生的口气和缓了一些：“放心，能安排的我们都会尽快安排，能加床的会加床。”
国庆假期，我就在家休养，有朋友来我家探望，闲聊的时候，说起在来的路上，正好看到我丈夫从超市出来，就开着车跟在我丈夫身后，看他一手拎着菜一手牵着孩子踉跄走路的背影，觉得他的背微微有些“塌”，“你老公，挺不容易的”。
我没有接话。那时的我正在为遥遥无期的放疗而心烦意乱，心里忍不住有些自怜：“父母和丈夫，确实都挺不容易，可是，我终究还是更不容易的那一个。”
到了10月7号晚上，我终于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接下来，工作怎么处理。
术后短短10多天的时间，远远不够我调理好身体：皮肤表面的微创伤口虽已愈合，但内部从颈部绵延至前胸与后背的手术创面还一直持续疼痛；嗓子嘶哑，说话久一点就发不出声音；身体一直软绵绵，坐久了便支撑不住。这样的状态，显然是不适合回去上班的。
7月入职这家公司，刚刚工作不到2个月就请了病假，然后原计划7天的病假硬生生拖成了20天。站在公司的角度来看，我实在算是个“麻烦”吧？继续请病假，我都不知如何开口，如果公司此刻辞退我，也没有什么可争辩的，毕竟我还在试用期。
家人对我的纠结颇不以为然，丈夫说：“你就请1个月的病假，如果他们不批，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辞职。这公司工作强度那么大，我本来就担心你的身体受不受得了。”父亲豪气冲天地拍胸脯：“找不到就找不到，大不了一辈子不上班，怕什么？爸爸养你。”
我噗嗤笑了：“不行，才不要你们养。”
我没有勇气裸辞，更担心休息久了后履历出现断层，影响下一份工作。最后，我自己拿了主意，8号去公司找到吴总监，向她道出了我的计划：“我的身体状况需要继续请1个月的病假，但我知道这样子给公司和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不便。所以，虽然我在家，如果部门有什么工作安排，您也可以交代给我，我尽全力完成，工资可以按正常薪资的60%计。”
一口气说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我能想出最可行的方案了，如果公司不同意，恐怕就只能接受离职的安排了。
一天之后，吴总监回复我：“虽然你到公司的时间不长，但我们还是比较认可你的，也愿意你留下。公司同意了你的方案。”
我感激于公司的通融，于是也对居家办公认真以待。按吴总监的要求，我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坐到电脑前，与她实时联系、随时互动。虽然少了通勤的奔波之苦，但工作量没有打一点折扣，甚至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经常要忙到晚上10点多才能从电脑前离开。
有一次，吴总监在快下班时突然拿出一份3小时的会议录音，让我整理成文字。那原本是助理或文员的工作，我有些不情愿，吴总监却平淡地说：“你毕竟在家，工作轻松一些。”
那时还没有语音转换的手机APP或设备，我一字一句手动敲打完这份会议记录并校对完毕时已是深夜，好歹算是按要求在“当天”将文件交给了吴总监。
如此居家办公，1个月下来，我的身体和精神都不算恢复得很好。10月31号，病休的最后一天，晚上丈夫严肃地和我讨论了接下去的计划与安排。
他认为这样病休与正常上班没有太多区别，收入还大打折扣：“你就和公司说，这个月压根没有休息好，希望11月能好好地请1个月病假，调整好状态再回去工作。”
“怎么可能！10月的这个状态已经是公司很勉强才答应了，像你所说的这样的要求，以我对吴总监的了解，她大概会直接说‘不行就走吧’，反正试用期都没结束。”
“不行就不做了，身体最重要。你搞清楚，你是癌症手术啊，不是割阑尾。你1个月前才在手术台上躺了7个小时，出院后休息1个星期就工作，你以为自己是铁人？”
我拒绝了家人让我“辞职”的要求：“你们说我不上班也可以一直养着我，可是，能养多久呢？我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年可以活。”
憋着一股劲，11月回公司后，我工作起来劲头更猛了，咬着牙藏起身体各种突如其来的不适。好在我的身体状况确实在渐渐好转，吴总监日常待我虽不算亲厚，但她确实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女上司，在她的严格要求下，我对日常工作的把控能力也越来越强。
8
终于等到了放疗。
关在大铅门里的几十个病友们没有太多娱乐活动，多数时候都是靠聊天打发时间。碘可以放射出射线，定向杀死甲状腺细胞，这种治疗主要针对两种病人，“甲亢”患者，“甲癌”术后，原理一样，只是剂量不同。比矿泉水瓶盖多不了多少的无色无味的液体，就要近万元，在服药的时候，我们常互相打趣：“可一定要喝干净啊，漏掉一滴就损失几百块呢。”
患“甲癌”的大多是女性，女人们间聊得最多的常常是感情、婚姻与家庭。悲伤的故事总是一个接一个：
快50岁的胡大姐，已经发生了远端骨转移，严重的时候疼得连床都下不来。她做了9次碘治疗，逼近上限，但骨转移的情况依然没有缓解。碘虽不算特别昂贵，但每次也要2万多，在做到第6次时，丈夫说，看不到希望了，便与她离了婚。
40岁的秀秀，3年前确诊时规范治疗尚未形成，医生出于好心，想给她保留部分甲状腺功能，于是选择了“半切”。谁知3年后复发，只得再次手术并接受放疗。她总是躺在床上，不参与我们的聊天，吃饭的时候尤为沉默——接受了放疗的病人必须待在铅房病房里，不能外出，那时还没有外卖（即使有，大概也没有快递小哥会接单送到核放射科），我们的一日三餐都得靠家人做好了送来。秀秀家从来没有人来送过饭，住院整整7天，她就准备靠着自己带进来的面包与饼干扛过去。到后来，我们轮流让家属多做一份饭菜送给她，才挨过去。
晨晨是我们这批病友里年龄最小的，她说上手术台的当天正是她16岁生日。她是疤痕体质，脖子上盘旋着一条隆起的肉芽，长长的，与她清秀的面庞形成强烈的对比，看了颇有点触目惊心。她说，她妈妈最担心的就是有了这道疤她以后都嫁不出去。
33岁的曼曼常常忍不住哭泣，她说，刚确诊，未婚夫就跟她提了分手，不论身边人和医生怎样对男方“科普”说这是所有癌症里最温和的一种，男方就是摇头不应。逼急了，只说：“这样子，以后怎么生孩子？有癌症史的人生出的孩子会不会有遗传的风险？”
也还是有许多温暖的事：
欢欢嘴角永远都是翘着，每天顾不上和我们聊天，只忙着和男朋友通电话。男友来送她办入院的那天，我们都见过，他满心满眼都是欢欢，医生催促“家属离开了”，他还赖在欢欢的床位上，拉着欢欢的手，像一只等着主人摸摸头的小狗。欢欢说男友在她做手术的头一天晚上求了婚，“为了让我心安”。
家在远城区的恬恬已经是第三次做碘了，每次来协和治疗时，丈夫就将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亲戚，陪着她来。她住进大铅病房，医院的附近租房子住下。很少有房东愿意短租7天，他就一间一间问、一个人一个人求，只为了租间可以做饭的小房子，能给妻子送来一日三餐。
娟姐的公婆文化程度不高，听说儿媳得了癌，不论儿子怎么给老人讲，他们都一直吵着要儿子与儿媳离婚，说不能让家里香火断了。到最后，儿子豁出脾气对着父母第一次发了火：“我就要跟她在一起。且不说医生说了生孩子没问题，就算不能生，我也跟她过一辈子！”
医院铅房里看到的人生百态往往比平时更残忍直接，小小方寸之地，悲喜混杂。这让我常常想起王国维的一首词：“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一次做完碘治疗出院时，丈夫来接我，见到我的第一眼，就伸出手想拥抱我，我躲开了。
碘的半衰期是8天，但具体到个体身上，绝不是8天的时间一到，辐射就能瞬间烟消云散。按医生的指导，孩子早被送去我父母家，需要与我至少1个月不见面不接触。至于成人，医生嘱咐也应尽量在1个月内都与我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
丈夫见我躲开，又贴过来，要牵我的手。我忙不迭地继续躲避，带着恼怒批评他：“忘记医生说的了吗？保持距离！”
丈夫见我真的动了气，才委屈地解释：“前几天通电话，你不是说怕我嫌弃你身上有辐射就不理你吗？”
生病以来，挨过最初的煎熬后，我的情绪总被一层若有似无的愧疚感笼罩着。我愧疚自己让年迈的父母凭空多出那么多惊吓与惶恐，还得帮忙担起不少照顾我和孩子的重任；我心疼丈夫一边忙工作一边照顾我，每天忙完医院和我父母换班，好多个晚上没睡过几次整觉，眼睁睁瘦了一大圈；我难过于孩子才2岁就被迫整月整月地见不到妈妈，最初还哭闹，再偶尔见面时，他看我的眼神已经陌生不少……这样的内疚的情绪我从未与其他人提起过，只在内心深处一点点发酵。而此刻，丈夫用他半强迫般的拥抱击溃了我的自责与自怨，我想起朋友国庆节时的那句话：“你老公，挺不容易的。”
某种程度上，我感激这场病，它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往日一直萦绕着我却让我忽视的情感。
9
年，我准备要进行第二次碘治疗了。第一轮放疗效果并不算太好，这次医生叮嘱，在入院前要禁碘21天，以保证治疗效果。
碘在日常生活里很常见，除了海带紫菜海鲜这些常见的食材外，碘盐也是人体碘摄入的重要来源，甲状腺病人家中，一般都按医生的叮嘱换成了无碘盐，医生说：“如果有条件，禁碘期间尽量不要在外面吃饭。”
谁知，这期间，我在公司跟进的一个项目到了谈判的关键期，吴总监通知我与她一同出差。
大家都劝我不要去，但是我不甘心——这是我在试用期时便开始跟进的项目，从最开始的市场调研到公司内部各部门协调，与对方的一次次对接沟通，我都全程参与，这么久以来，我在这个项目上付出了太多心血。我可以不去，但是以我对吴总监的了解，若这次项目敲定时我不在场，后面论功行赏时，大概就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丈夫问我：“那医生要求的禁碘怎么办？”
我抿抿嘴：“只要不是必要的饭局，我都可以自己买馒头吃。”
“怎么可能不跟对方公司吃饭？”
我倔强地昂起头：“那就吃！医生只是说尽量禁碘以保证效果，吃一两顿饭也不会天塌下来。大不了就是这次治疗效果仍不理想嘛，那就做第三次。”
项目最后顺利敲定，吴总监很满意。
第二次碘做完后，医生说我的病灶基本扫描不到了。我很高兴，即使此刻还不能说“痊愈”，但之后的工作与生活里，我可以少掉许多顾忌和牵绊。
这次放疗后，吴总监也逐渐将更多的项目交给我，我在日常工作里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我与她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许是气场不和，我俩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是不喜欢对方的，但是在工作上，我们又互相依赖，紧密配合。
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完与甲方的会议后，对方的老总在散会时指着我问我们公司的黎总：“这个小姑娘是谁啊，挺不错的。”
不知道他们后来说了什么，只知道黎总很高兴。他是部门的大领导，也是吴总监的上司，当天回去的路上，他就当着我和吴总监的面说，下周他去接洽广州那个项目，让我也一起去。
广州那个项目之前一直是吴总监自己在跟进，没有交给过我。这次黎总喊上我跟去也是心血来潮。出差前，我小心地组织着措辞，请吴总监把项目资料发给我，隔了两天，她发来一个压缩包。尽管出发前我将这份资料背得烂熟，但现场黎总问起很多项目的关键信息时我还是一脸茫然，黎总只能当场打电话给吴总监询问。
直到回公司后，我才知道，吴总监给我的那个压缩包里，缺失了最重要的几份资料。我没有怪吴总监，站在她的角度，她的反应无可厚非。
此后黎总依然大会小会都喊我一起参加，许多项目洽谈也会喊上我。吴总监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了，偶尔在我提交的报告书里看到两个错别字，就会当着全办公大厅的同事将我训斥得抬不起头。
在与吴总监的磕磕绊绊中，到了年。距离手术快过去2年了，我的生活回归正常，很多时候甚至都忘了自己曾是个病人。
一日，我与黎总、吴总监一起看完项目回公司。车上，黎总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起：“安妮，你来公司有2年了吧，感觉怎么样？”
我客客气气说了些场面话，黎总接过话头，笑眯眯地说：“你一直是主管职位，其实经理的岗位一直空缺着，有没有信心啊？”
我从后视镜瞟了一眼吴总监不太好看的脸色，顿了顿，坚定地说：“当然有信心，只要公司给我机会，我一定全力以赴。”
我以为这便是承诺，于是满心欢喜等待着公告。谁知却久久没有消息。我耐不住性子，找到总经办跟我平时关系不错的小涵打听。小涵犹豫了片刻，就把内情向我和盘托出。
前些日子，不知是黎总找吴总监询问，还是吴总监主动汇报，两人聊了1个多小时，小涵送文件给黎总签字时，正听到吴总监说，经理岗位比主管要负责的事情更多，出差频次也会高很多，怕我身体不好应付不来。
小涵绘声绘色地模仿着吴总监当时说的话：“安妮终究是个病人，我担心她的身体，如果真的再生了什么病，家属说是累出来的，公司岂不是冤枉，弄不好还要担责……而且，她身体不好，我也担心她不能全心全意地负担那么重的工作量。”
想起我刚出院就被吴总监毫不客气地扔来3个小时的会议录音，想起做碘治疗前啃着馒头和她一起出差，我不由脱口而出：“那时候她怎么不说我是病人了？”
考虑了一晚上，我还是放弃了主动找黎总谈话的念头——吴总监在公司10年，和黎总的信任基础远远不是我们可以比拟的。黎总若真的坚持，也自然会找到我沟通，起码问一问我自己的想法，听一听我的态度，不来找我，说明他已有定论。
我很快跳了槽。办理离职手续时，原本按流程有黎总与我谈话的环节，但他却始终对我避而不见。吴总监说，公司在我最困窘的时候没有辞退我，我却在身体慢慢恢复后离开了公司，我这样做，“太不讲道义”。
我也知道，黎总向来强调“知恩图报”，之前他有个得力手下离职去了竞对公司，从此那个同事的名字就成了全部门的禁忌，谁也不敢轻易提起。我给黎总发了一条短信，感谢他的培养和器重，遗憾不能继续为公司服务。他一直没有回复我——也许在他眼里，我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吧。
去新公司办理入职体检时，B超医生皱眉问：“你的甲状腺全切了啊？是癌吗？”我点点头，顺势请求：“您可以不在体检报告里写那么具体吗？”医生有些不解，我的声音低下去，说是怕公司领导质疑我的身体不能胜任工作。
“你这是作弊啊。”她叹气道，“你们这些年轻伢，跟我姑娘一样大，也真是不容易。这样吧，我也不能给你乱写，我就写甲状腺有切除，这样含糊一点，我没撒谎，也不会影响你入职，可以吗？”
顺利入职新公司后，我对自己的病讳莫如深，尽可能地缄默其口，工作上颇有“拼命三娘”的莽撞。我再也不想给任何人有机会说出“她的病会让她无法胜任这个岗位”这句话。
10
年，距离我手术已经快5年，每次复查，指标都令人满意，我的心态也越来越放松。唯一有点担忧的，是那半年来我常常心慌气喘，有时赶路跑两步，或是上楼梯急一点，就会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
最初我并没将此放在心上，直到有天半夜我突然从睡梦里惊醒——我是被憋醒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呼吸也似乎要停止，我用力吸气，却怎样都喘不上气，只能将嘴张到很大。我再次尝试躺下，却发现一旦平躺，就更加无法呼吸，心也像要从胸膛跳出一般。
我看了看钟，凌晨3点。丈夫出差在外地，7岁的孩子还在自己房里酣睡。气闷的我无法躺下也无法站立，只有倚在床头。手术后那次昏厥时逼近死亡的慌乱感再一次向我袭来，我犹豫了片刻，还是打通了丈夫的手机。
丈夫接电话时还是迷迷糊糊的，听清楚事情缘由后立刻紧张起来。他建议让我父母或是公婆赶快过来，医院，一人在家照看孩子。
我想了想，拒绝了。凌晨3点，即便是我自己，在这种时刻听到电话铃响，恐怕都要心慌手软好半天，何况父母公婆年纪都那么大了，我实在不想给他们惊吓。
“再观察一下吧，我现在能给你打电话，就说明情况没那么糟对不对，我再等等，如果持续这么难受，我肯定给他们打电话。”挂断电话前，我叮嘱丈夫，“你也快去睡，别想了，别耽误明天的正事。”
丈夫是去深圳总公司参加一场竞聘，他很重视这场竞聘，为此认真做了不少准备。冷静下来，我开始有点后悔打电话给他。我一直保持着靠着床头的姿势，和丈夫有一搭没一搭地在